经过14年的艰辛努力，《中国阅读通史》近日由安徽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本书共分十卷，时间跨度从先秦到1949年，是第一次以通史的形式对中国几千年读书历史的梳理和总结，为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阅读文化史，成为中国阅读史和书籍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王龙教授承担了辽金西夏元代和明代两卷的撰写工作。从2004年9月启动到2018年2月改定，历时近14年，总字数达100余万。王龙教授以其甘于坐冷板凳的顽强毅力和默默奉献的精神，十几年如一日，以其一己之力，披砂炼金，穷搜博览，数易其稿，为本书的写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从而为本套书的最终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文化学院）

 

附：

《中国阅读通史》的艰辛编撰和学术价值

——在《中国阅读通史》分享会上的发言

已发表于《图书馆报》2018年3月30日第3版

王波

《中国阅读通史》十卷本

 

王余光教授主编的厚重大气的《中国阅读通史》终于面世。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以中国阅读史为研究对象的多卷本通史类著作，分为10卷，约380万字。全书以历史朝代为序，还原了从先秦到民国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阅读的景象，关注阅读活动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阅读传统的特色，揭示了中国阅读思想、阅读方法的传承与演变。该书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阅读史的叙述模式和研究范式，注重学理与实践的结合，既保证了较高的学术性，同时也兼顾可读性，对当今学术界、读书界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是近年来中国阅读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本人不揣浅陋，在此就我所了解的这套书的编撰过程和我认为的《中国阅读通史》的学术价值，聊陈数句，抛砖引玉。

首先，《中国阅读通史》是十几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

编纂出版一部《中国阅读通史》，是王余光教授的夙愿，是他在大学阶段就形成的初心，如果从他1991年出版《影响中国历史的30本书》算起，已经27年了，如果从他在1993年和徐雁教授联合主编、出版《中国读书大辞典》算起，也有25年了，即便从2004年王余光教授正式发起编纂通史算起，亦可谓14年磨一剑。这部通史，是以王余光教授为首的一批执着的学者朝着宏大的学术目标，埋头研究、顽强坚持的结果。

据我所知，多位作者在撰写和等待出版的漫长过程中评上了副教授、教授，像在包头师范学院任教的图书馆学界知名的大胡子教授王龙老师，有两本书——《中国阅读通史•辽金西夏元代卷》和《中国阅读通史•明代卷》，都压在这部通史里，可以说默默奉献，没有享受到成果带来的世俗的好处。同王龙教授一样写了其中两本的还有西南大学的何官峰老师。我不知道学界有多少人，在14年内，在两本书未计入成果的情况下，还能评上教授，可见王龙老师有多么勤奋！今天是王余光主编和各位作者的大喜日子，我觉得对王龙老师而言，更是喜上加喜，他一下子出版了其中最厚的两卷，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评上三次教授了。

我之所以特别点到王龙老师，是想强调，在这14年里，从主编到作者到编辑，为这套通史的编纂付出了巨大艰辛甚而在某些方面作出了牺牲。在此，向参与通史编纂的专家们、编辑们的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默默奉献的精神致以由衷的敬佩！真诚的祝贺！

其次，《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标志着“书学三史”的首次合拢或者说是会师。

我们知道书的学问可谓“三位一体”，包括出版、收藏和阅读。在出版方面，2008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肖东发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出版通史》。在收藏方面，2001年宁波出版社出版了傅璇琮和谢灼华教授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唯有《中国阅读通史》姗姗来迟。今天《中国阅读通史》的分享，标志着“书学三史”的首次合拢或会师，标志着书学的三大家族续完家谱，照上了全家福。厚重的《中国阅读通史》的问世，堪称书学、阅读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一座高峰，将与《中国藏书通史》、《中国出版通史》形成呼应和互动，构成包括出版文化、藏书文化、阅读文化在内的中国图书文化史，可谓书学范畴下的三大名山事业，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之大不言而喻。

第三，《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外阅读史有了互鉴的可能。

关于阅读史，西方出版了多种著作，我所读过的就有大陆简体版的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台湾繁体版的新西兰的斯提夫•罗杰•费雪的《阅读的历史》（李中文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这两本书虽然过于概括、比较感性，和我们理解的通史不太一样，但毕竟系统勾勒了阅读的历史。

近几十年来，书史研究成为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要分支、一个蓬勃的生长点，愈演愈热。这种书史研究打通了出版史、收藏史和阅读史，是书的出版、传播和阅读的混合研究，在学科上跨越史学、编辑出版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印刷技术学等，专题越来越细，已深入到书与启蒙运动、书与社会结构、书与文化、书与政治、书与权力、书与经济、书与刻工、副文本、文人共同体、个案研究等专深的领域，借用了场域、符号学、话语分析、深描等方法。单是我的前同事、现任山东大学教授的何朝晖先生近年就翻译出版了《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美国周绍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书史导论》（英国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商务印书馆，2012），经其审校的还有《极简图书史》（英国罗德里克·卡夫 、萨拉·阿亚德著，戚昕、潘肖蔷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些只是繁盛的西方书史研究的冰山一角。

翻看西方的阅读史、书史著作，会很容易发现，它们言必谈圣经、言必谈古登堡、言必谈法国的《百科全书》，除了少数汉学家的著作，对中国的阅读史知之不多，偶有涉及的地方，错误还比较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阅读史研究起步太晚，国外找不到可以借鉴的可靠、权威的读本。我们为什么对西方的阅读史反而比较熟悉，热衷于借鉴，就是因为他们关于阅读史的出版物品类比较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建设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促进文化互鉴、文明交流。那么不忘本来、文化互鉴的前提什么？当然是必须总结好自己的历史，给人以借鉴的条件。《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和价值之一就是为不忘本来、文明互鉴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第四，《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是王余光教授长期勇于学术创新、敢于学术担当的硕果。

王余光老师坐镇图书馆学，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主任，但是学术视野从来不局限于图书馆学，而是以宏观的书学研究为志业。回顾王老师的学术史，就像是一条关于书的学问的大河，王老师曾经出版过许许多多关于书的书，比如《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献史》《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中国读书大辞典》《读书四观》《读书随记》《阅读，与经典同行》《中国阅读文化史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等，这还远没有罗列全面，更不包括他策划的多部关于读书的丛书。宏观的阅读学、阅读史和民国出版史本是两项无主的学问，中文系只研究文学、文章的阅读史和接受史，教育系只研究阅读的技巧和效果，编辑出版系更关注编辑、印刷和发行的单线史，民国出版史则因为敏感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少人问津，王余光教授以特有的远见和担当，在图书馆学系长期坚持、培养团队，打开了宏观阅读学、阅读史和民国出版史研究的局面，成为这些方面的领军人物。

我个人感觉，王老师对中国古代书史两端的学问——先秦两汉和民国的书史、出版史最感兴趣，也最为精熟，他参与过书学三大通史的编纂，《中国出版通史》中的民国卷即由王老师主编，《中国藏书通史》的副主编也是王老师，王老师更是《中国阅读通史》的发起者和主编。我们都知道，成为书学一军的统帅已经十分难得，而王老师堪称跻身书学三军统帅的极少数学者之一。

王老师不仅沉潜于阅读理论、阅读史研究，从编纂《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开始，还积极投身阅读推广，就是现在举国皆知的全民阅读活动的先行者和一贯实践者，在阅读推广领域素有“北王南徐”之称，这里的“北王”指的就是王余光老师，中国图书馆学会的阅读推广委员会也是由王老师发起成立的。

我的倾向阅读学的研究路向也深受王老师影响，可惜因为工作太忙，当年没有参与《中国阅读通史》的编纂，现在极为后悔，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大遗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此，再次向王老师实现初心，终于完成名山事业，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祝贺！再次向参与编纂出版的所有专家和编辑朋友致敬、祝贺！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鼎力促成这样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希望出版社以通史的出版为起点，在阅读学领域继续深耕细作，广泛发掘选题和作者，发展成为阅读学成果的出版中心。

我相信，《中国阅读通史》一定会在学术史上留下印记，有益于文化互鉴和文明交流，尤其是对我国的阅读学研究和全民阅读产生深远影响。这样一部好书，在国内外文化市场也一定会有不俗的表现。祝愿它传播广远、走向世界！